民族志 中国民族志电影 他是先行者

2022-02-27 09:01:29

他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先驱

年轻的杨光海。个人资料图片

杨光海是姚家的人。个人资料图片

低调一辈子不公开的杨光海,悄然告别了这个世界。除了亲戚和同事,只有几个朋友从北京和昆明来和他告别。

11月27日凌晨5时30分,88岁的杨光海在北京市密云区医院安详辞世。

作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开创者,他一生都沉浸在民族纪录片的拍摄和资料整理中。那些黑白相间、色彩斑斓的形象,关系到民族历史、民族记忆、民族文化的传承。

从紫雄工作室的学徒到不怕死的摄影师

杨光海能够加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片的拍摄团队,与他在紫雄工作室培养的对影像的兴趣和高超的摄影技巧有关。

紫雄画室位于昆明市云瑞西路,是20世纪40年代昆明著名的照相馆。15岁时,杨光·海印读小学,被一家照相馆聘为学徒。老板郭子雄并不知道,这个从云南大理万桥乡步行搭卡车,用六七天来到昆明的白族少年,几十年后会成为“第一部中国民族志电影”。

1950年2月,昆明解放,杨光海被新生活吸引,报名参军,考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952年转入八一电影制片厂。

1957年,经国家领导人批准,在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开展了民族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这个调动国力的电影创作项目,从1957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一共完成了21部电影。这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投入最大、动员最广、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拍摄活动。

杨光海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纪录片拍摄时,年仅25岁。当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

Wa是他们中的第一个。当时佤族还处于原始部落和刀耕火种时代,语言不通,进来的人很少。摄制组首先与领导沟通。为了获得信任,他们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和他们一起喝水喝酒,吃在壁炉边烤的蛆和长毛肉。

射独龙族就更难了。摄制组带着沉重的相机、脚和行李,乘坐火车、卡车、邮车和马车。从北京搬到云南公山县用了20多天,然后跟着从公山来的商队走了10多天,翻越罗比雪山,穿越茫茫森林。那时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食物不够,能耗很高。我不能吃蔬菜。偶尔,我可以捡起商队丢弃的莴苣叶,放在面汤里煮。拍摄了两个多月,还得赶在大雪封山前出来。

杨光海亲身经历写成的《独龙江畔》一文,1962年5月8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

动员国家力量创作的电影已经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1958年春耕开始前,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区岳松寨,年轻的杨光海拿着一台苏制Em相机挤在人群中。为了捕捉砸牛的瞬间,他拼命地俯下身子。突然,一头疼痛难忍的牛向他扑来,吓得杨光海连连后退。他的拇指一直按着照相机的开关。慌乱中,他拍下了牛被砸后尖叫挣扎的画面。

这组精彩镜头后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当时为了影片的“科学性”,在拍摄前,各民族调查组先写好大纲,经领导和专家审定后,由学者和摄影师组成拍摄小组,到达当地后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大纲,写好故事板,然后进入拍摄。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民族发生了变化,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为了保存被拍摄民族的“社会历史风貌”,拍摄团队采用了“表演还原”的方式,被拍摄的村民成为演员,表演着他们不久前逝去的生活。

《苦聪侠》是演出次数最多的电影。苦聪人一直分散在滇南哀牢山的密林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跋涉、四处寻找后,大多数苦聪人搬到政府安排的村庄定居。

为了再现在原始老森林中游荡的苦聪人的迁徙和“钻竹取火”的生活,摄制组安排了一家子男女老少在野外睡觉,篝火被雨水浇灭,苦聪人钻竹取火,再次点燃了篝火,重新找回了温暖。“电影中的雷电、风雨,都是后来在北京制作的特效。”杨光海说:“如果真的下雨,就不能拍了”。

摄制组还集中了牛塘村其他村的人,表演“男女相爱,同芦笙共舞”。

这种拍摄方式使得在设备落后、影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创作任务更加顺利。

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这些由国家拍摄的国家纪录片自问世以来,从未作为内部资料公开放映。它们被放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被灰尘覆盖。而与这些电影相关的创作者几乎无人知晓。

40年后的19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云南大学东亚视觉人类学研究所视觉人类学第一期硕士培训班的学生观看了1957年拍摄的佤族。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者何源就是当时这个班的学生。他说:“电影中的动人和摆拍,让我们这些刚开始学习西方纪录片理论的年轻人,觉得这部电影太恐怖了。”。

然而,这部电影让他记住了一个名字:杨光海。

他的风格很像费拉哈迪,但他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电影

2003年3月,在昆明举办的“云南人类学影像展”上,放映了杨光海拍摄的《佤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阿福婚姻》三部电影。视频展闭幕时,组委会向杨光海赠送了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云南王印”复制品“云之南奖”。

电影节被媒体报道后,杨光海等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开始回归大众视野。

在电影节上,杨光海接受了《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网的采访,他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在深山峡谷和原始丛林中拍摄的电影感到遗憾。他反复说:“我没办法,对不起,我很惭愧。”

最早研究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德国电影人类学家瞿凯森认为,杨光海的拍摄风格与西方“纪录片之父”费拉哈迪非常相似。“但老阳从未看过费拉哈迪的电影,这让我很惊讶。”瞿凯森说。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靖也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光海只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培训班接受过西方教育,并与荷兰电影导演、纪录片大师埃文斯进行过交流。

杨光海的知识大部分靠自学和领悟。人类学、民族学的启蒙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拍摄完《苦聪侠》后,林华钥在检查电影时问了他很多问题:苦聪人有胞族和宗族吗,他们的婚姻、葬礼和主要节日是什么?“我瞎了,答不上来。”

为此,杨光海等摄制组跋涉回到牛塘村,编了一些内容,前后仅一年就完成了《苦聪侠》的拍摄。

《苦聪满》完成后,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意识的杨光海开始按大纲拍摄。

经过多年的拍摄,即使大纲里没有提到,合同里没有要求,杨光海只要觉得需要救援就拍照。

1962-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时,杨光海通过四季狩猎,注重民族学,记录鄂伦春族人的婚姻、丧葬、服饰、手工艺品,讲述了鄂伦春族人从家庭公社到乡村公社的转变。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电影之一,被外国专家称为“典型的民族志电影”。

“我不抬头也不低头。我直直地向上看。和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像家人一样拍摄。”杨光海说。

中央民族大学视觉人类学中心主任、副教授朱靖江认为,在这场国内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电影制作活动中,“前人付出了巨大努力,形成了完整的创作方法体系”;“这些影片在中国人类学史上首次为16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视频档案,奠定了中国视觉人类学学科的基石”。

杨光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电影全部被德国、日本等国的学术机构收藏,并翻译成英文用于传播学研究。

把参与者的名字写进书里

1989年5月2日,在德国弗赖堡举行的人类学电影学术交流会上,一个只有三人的中国代表团在电影节上演了五部中国电影,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们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电影一无所知。”德国弗赖堡城市电影院的负责人科贝说。

杨光海是代表团成员。他由《环球银幕画报》原副总编辑、德语翻译冯友利介绍。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杨光海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与会人员对佤族射牛行为表示钦佩,认为此事真实自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外国学者问了他们很多问题。“在西方导演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他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将影视应用于民族学研究的国家之一。”

1977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杨光海,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工作,得以重操旧业。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纪录片没有受到重视,民族学仍在恢复中。杨光海一个人走,自己买了相机,坚持拍戏。直到退休,他拍摄了40多部人类学纪录片。

1981年,因为杨光海拍的电影引起争议,他的电影组被取消,电影设备和作品样本被“随机入库”。杨光海又苦又恨,“不知道怎么吃,晚上睡不着”。

成为闲人的杨光海,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族纪实文学的整理工作中。

因为参与国家纪录片制作的部门很多,相关的拍摄大纲、故事板、解说词都不是由专门的机构集中保管,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甚至已经失传。

杨光海给参加拍摄的人写了30多封信,他们给杨光海送去了文件、短信、信件等。杨光海听了一些电影的录音,没有任何文字,一句一句地转录解说词。手稿被送到印刷厂,有些难以辨认,所以他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它们复制成手稿,然后拿去印刷。

在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片剧本选编》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记录片汇编》终于在1983年作为内部资料出版,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基础资料。

杨光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是自愿的。等我老了,要尽快整理资料,留给后人研究。”

他还想在编辑书籍时“添加参与者的姓名”。按照当年的拍摄规则,每部完成的影片都没有工作人员名单,只写了xx调查组的名字。这个愿望将在2015年实现。《中国民族社会科学文献文本汇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增加了杨光海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参与者姓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包江记得,杨光海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互相合作。在杨光海看来,这次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拍摄活动,强调的是“合作”:与学者合作、与地方干部合作、与兄弟民族合作。

他们相信,没有杨光海的坚持,视觉人类学的命运,中国将会不一样。

学术界的救援行动

在研究中,郭靖意外发现,1982年,杨光海在《民族学研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史科学记录片”更名为“民族学电影”。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公开提出‘民族志电影’的概念。”郭靖认为,这表明杨光海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民族志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国家机构将不再是这类电影的主导生产者,学者和学术团体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动力。

2000年以来,一批学者意识到中国早期民族志电影的开拓者正在老去,书写口述史、保存影像、整理手中资料刻不容缓。

2008年底至2009年初,包江通过DV视频采访了杨光海,并发表了《你和我的领域:聆听中国电影人类学的创作》。

2011年,郭靖组织小团队采访了9位中国民族志电影先驱,出版了《中国民族志电影先驱口述历史》。他们是:杨光海、、谭碧波、、、曹、刀永明、刀、杨。

2009年,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尹主编了《田野语文丛书》,收录了杨光海的专书《全国电影纪录田野集》;201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资深出版人殷杰为杨光海主编出版了《镜头中的民族记忆》和《中国民族社会历史科学文献汇编》。

20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东亚与视觉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谭,与父亲谭碧波等早年参与拍摄民间电影的老人一起,重访昔日的民族村寨。在跨越半个世纪的影像对话中,记录了民族社会的变迁。这些电影拍了近20年,谭碧波等老人们也都去世了。这本《60年再访:视觉人类学的起点,中国》即将出版。

2015年8月,由朱靖江策划的杨光海民族志影像展在大理摄影博物馆举行。这是84岁的杨光海生前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大理。他向博物馆捐赠了近500张照片和三部纪录片的拷贝。博物馆馆长虞照说:“苍山洱海将永远铭记他的光影人生”。

也是在今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首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组委会授予杨光海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写道:“杨光海先生的系列作品是中国现代民族志影像实践的起点,奠定了这一领域的严谨性和高度。此后,他对民族志形象创作的坚持,使他成为这一领域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

身穿旧卡其色外套的杨光海在众星云集的领奖台上说:“这一生都是值得的。”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张文岭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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